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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网托马斯医生诊断鲁迅患有结核性肋膜炎

1949年，鲁迅去世已经13年，夫人许广平、弟弟周建人等家属联合请求新中国对鲁迅的真实死因展开调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，最后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被发现伪造了他的病例。须藤当年可能因为失误延误了鲁迅的病情，导致了他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。

须藤是一名日本军医官，还担任过具有侵略性质的团体——上海日本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。更为可疑的是，在鲁迅逝世后，须藤神秘失踪，音信全无。周建人回忆道，由于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，结识了不少日本友好人士，但他始终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。周建人曾反复警告鲁迅，不要让须藤继续为他看病，但鲁迅认为看病是医生的职责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鲁迅去世前，文坛的局势并不平静，进步的书籍和刊物不断遭到查禁，《申报》的总经理史量才因公开与蒋介石对立，遭特务暗杀。鲁迅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恶化，长期的吸烟导致他的病情加重。鲁迅吸烟已达35年之久，每天平均吸烟量达到50支，即便是临终前一年，在家人劝说下，才减少到每天15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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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36年3月起，56岁的鲁迅开始感觉身体严重不适，甚至难以起床，连从床上坐起都成了挑战，体重急剧下降，仅剩37公斤。鲁迅的好友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为其请来了美国医生托马斯·邓。托马斯医生诊断鲁迅患有结核性肋膜炎，且肋膜中积水严重，必须尽快抽取，否则将有生命危险。尽管如此，鲁迅依旧信任须藤，依然希望他来为自己治疗。

7月，须藤为鲁迅抽取了积水，病情似乎有所好转。到了10月初，鲁迅已经能够下床活动，偶尔还能外出走动，家人都为之欢喜。然而，10月17日下午，鲁迅去到离家约400米的朋友鹿地恒家中聊天。傍晚时分，弟弟周建人来探望鲁迅，鲁迅当时精神状况较好，还与弟弟讨论搬家的事情。但从半夜起，鲁迅感到身体不适，病情恶化，随后一直由须藤进行治疗。

须藤对于自己的诊断保持较大信心，他告诉许广平：“只要熬过今晚，再熬过明天，就没有危险了。”内山先生也是在场见证，回忆称：“须藤医生当时说，‘大概没什么事，明天再来，我就回家了。’”然而，接下来的两天，鲁迅的病情不断恶化。直到19日凌晨5点，鲁迅停止了呼吸。

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后，举国哀悼，各地的报纸纷纷刊载悼文。尽管有很多表达哀悼的文章，但也有不少谩骂和侮辱的声音，甚至各种谣言满天飞。此时，许广平和家人不仅要处理鲁迅的葬礼，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这期间，鲁迅的病历尚未得到仔细研究。

鲁迅去世一段时间后，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自交通大学的密信，信中透露鲁迅的死因并非肺病，而是被日本医生害死，建议展开调查。信中还表示，如果没有证据，应该保密。周建人看到信后立即将其销毁，但他并未放弃寻找线索。周建人曾试图寻找须藤搜集证据，但已无法找到其踪迹。他并不清楚背后究竟有什么势力涉及此事，在战乱的年代，这个秘密一直埋藏在心中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终于公之于众。

鲁迅的家属和一些研究者对须藤的误诊基本达成共识。1984年，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邀请了医学专家，重新研究了鲁迅在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胸部X光片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鲁迅的肺结核只是中等程度，并非致命原因。鲁迅的真正死因是左侧肺部大疱破裂，导致气体进入胸膜腔，引起自发性气胸，压迫心脏和肺脏，最终导致死亡。

专家分析了须藤当时的治疗方法，发现他将鲁迅误诊为支气管哮喘，采用了不当的治疗方式。须藤在《报告》中提到的“应急处置”措施，是在病情严重之后，第二天上午给鲁迅注射了两针，并进行了吸氧，但这些方法并未缓解鲁迅的病情。许广平在《最后的一天》中提到：“须藤先生来了，给她注射。”内山也回忆道：“医生已经准备好了注射的手续，马上就在右手腕上打了一针。”

如果当时须藤能够及时采取气胸抽气的方法，鲁迅完全有可能存活下来。令人困惑的是，须藤明明具备处理鲁迅病情的能力，他曾三次为鲁迅抽取胸水，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么，为什么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？这是否意味着须藤被某些势力收买，故意未做出正确诊断？还是他仅仅没有意识到气胸的症状，未能做出及时的判断？

鲁迅病情的急剧恶化让须藤感到慌张，他意识到原先的支气管哮喘诊断已无法解释病情，最终在报告中增加了“心脏性喘息”（心原性哮喘）的说法。鲁迅的去世，最终成为一场令人痛惜的悲剧。须藤未因自己的误诊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这个巨大的失误，至今依然让人叹息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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